媒体人转型,是越转越糟还是越转越好

传统媒体出现了离职潮,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党政机关人员离职下海的情景。离职下海不乏成功之士,但也有败下阵来的。正准备转型的媒体人需有心理准备,转型可能付出较大代价,问你一句:底气足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人才流动已成为常态。媒体人自然也顺应这一潮流中。早期的说法是“工作调动”,后来换个新鲜的说法叫“跳槽”,现在的时髦说法叫“转型”。

不只是字眼上的差异,其实已有实质性的内涵。

早期的媒体人还是很看中体制内的“铁饭碗”的,希望能通过正常的组织调动保留原有的身份。到了“跳槽”阶段,虽然仍有如此痴情的媒体人,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不在乎正式的身份了。尤其是到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体,完全实行绩效挂钩的分配制度,而且也有社保、医保的保障,进入的媒体人不再留恋体制内的正式身份。

无论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还是早期的“跳槽”,虽也有偏离媒体岗位的,但大多是从一家传统媒体跳到另一家传统媒体,是专业媒体内部之间的人才流动。

京华时报创办时其总编辑朱德付、副总经理谭军波就曾任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后来谭军波又南下来到广东任东莞日报副社长兼东莞时报总编辑。第一财经的秦朔是从南风窗杂志社“跳槽”过去的。南方周末的陈菊红出国留学回来之后到南风窗杂志当总编辑,同为南方周末的李红平到了看天下杂志任主编。

尔后,媒体人比较集中往商业门户网站发展,陈菊红第二次“跳槽”到了腾讯网当总编辑,后升任为腾讯公司副总裁。好几家著名的商业门户网站负责编务的负责人来自知名的传统媒体。这与早期的工作调动和“跳槽”已不同。早期的换岗只是改变了一下内部环境而己,而进入商业门户网站最大的差别就是体制、机制和内容传播方式的不同,比原来的岗位更有回旋的空间和更具挑战性。

这几年,从传统媒体出走的人越来越多,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宽。

有进入企事业单位从事内刊媒体工作的,这只是从有国家刊号的专业媒体跳到了非专业媒体,业务范围与原先没有多少差别。

有的到了某些机构媒体关系部任职,代表该机构与媒体打交道。这是一种角色的替换,当年当记者时常受到别人的接待,现在他们为着本机构的利益强化与媒体的联系,常常接待媒体人,或主动上门沟通。

如今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媒体人很多,但变化很大的是从过去一般是做内容,到现在各类角色都有,包括新媒体产品设计、营销,社交平台管理,资本运作。朱德付从京华时报离职后曾一度加盟阿里巴巴并出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同时担任阿里巴巴集团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

有的发展成为综合素质较高的职业经理人之后,再往下发展就是自己创业了。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过去从媒体出走创业有一个缓冲期,即先“跳槽”到相关岗位适应新业务并圈定一定资源后再转型创业。

如今,已有这样的“勇士”:从媒体出走后径直走创业之路。有出去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有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和物流配送的、有从事客栈和旅游业的、有办公关公司的。甚至开一个公众号就宣布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公众号吸纳了几十万粉丝,并获得了投资基金的支持。

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这是全媒体时代给媒介素养较高者带来的新的机遇。不少就业岗位都与新媒体的传播紧密相关,即便是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的,也往往利用新媒体进行营销。

产品生产已不成问题,关键是营销渠道是否畅顺,这需要有形象传播的素养和搭建良好传播平台的能力。媒介素养高的人会有更多的转型机会,其构建的平台也会更宽敞。

因此,转型表面上看是身份的变异,实际是媒体人身份的延伸。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岗位上的历练之后的知识、能力的积累,对其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年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到某党报当记者6年后到了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工作,从事的就是媒体关系岗位。他在媒体工作时培养的新闻理念、敏锐能力、活动能力以及拥有的资源对其转型有很大帮助。

转型成功的媒体人,一般来说在媒体工作时也是比较勤奋和有能力、有悟性的人。所以,我有一种看法,是否在媒体坚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不想在媒体从业终生,完全可以放弃,但只要还有一天在媒体岗位上就要努力做好。事实表明,媒体经验的积累终身受用。

我们来看看秦朔之路。

6月7日晚间,时任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的秦朔在微博中透露,在新闻一线奋斗25年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驱使,希望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并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

秦朔还在微博中表示:“感谢SMG领导和马云先生的理解支持。祝愿第一财经在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后,谱写数据时代的财经媒体新篇章。殊途同归,明天更好。”

话语中,对自己的转型充满着自信。自信来自他长期以来在媒体领域的成功实践,无论从这家媒体跳到那家媒体、从传统媒体再往体制外机构转型,秦朔都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秦朔是1990年进入广州南风窗杂志社工作的,从记者做起,到了1997年便担任了总编辑,在前任开创的事业的基础上,以新理念、新路径将南风窗杂志打造成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政经类杂志。

2004年11月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和上海文广集团共同投资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创刊,秦朔出任总编辑。

到了2009年底,秦朔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旗下拥有电视、日报、广播、杂志、网站、研究院、无线、新闻社及第一财经信息服务业务。完整的财经媒体群无疑给秦朔能力的磨练和提升构建了良好的平台,为秦朔日后的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统媒体在滑坡,在机构裁员和自动离职的风潮下,会有更多的媒体人在转型,问题是越转越糟还是越转越好。转型能成功的往往也是转型之前的业绩显著者。转型不能光凭勇气,更为重要的是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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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别让那些离职高论给忽悠了

文丨王君超 来源丨光明日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好的是择业自由,个人选择得到充分尊重;“坏”的是一干知名媒体人纷纷离职,一度引起业界恐慌。

有人为之感叹,有人为之惋惜,有人为之助威,还有人惊呼:新闻业正在成为“夕阳产业”,已经“众叛亲离”了!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对此“惯看春月秋风”。比如,央视“名嘴”敬一丹日前对媒体表示:“每当有变化的时候,都会带来个人选择,尤其是如此大的变局,没有一个人不在其中。媒体人也会有一些因人而异带来的选择。”

如果对近年来媒体人离职做一番统计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离开媒体圈的并不多,大部分是离开传统媒体加入新媒体。

比如,《南方都市报》原总经理陈朝华出任搜狐副总裁及搜狐网总编辑;央视经济频道原副总监郑蔚加盟爱奇艺出任首席信息官;《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伊险峰辞职去了网络原生报《好奇心日报》;其原来的同事,该刊官网的副总编、主编,以及汽车、金融等各版块负责人则集体辞职,转战上海筹办新媒体“界面”……

看来,敬一丹所言不虚。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总是要伴随着大规模的人才流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黄金时代,就有大量的报人为了“触电”而告别纸媒;进入21世纪,在网络门户走出“寒冬”,网络媒体魅力独具之时,又有一批纸媒人“弃报触网”。

当前,“互联网+”发展迅速,社交媒体锋芒毕露,传统媒体祭出“媒体融合”的大旗,救衰图存。可以说,媒体界正重新洗牌,酝酿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变局。变局当前,媒体人置身其中,不可能不怦然心动。

“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于媒体人来说,似乎都是寻常的心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在传媒业“跳槽景观”中,媒体名人往往起到示范效应,令其他人心慕手追。

至此可以说,媒体人离职、跳槽,既有个人选择的主观原因,也有媒体大变局的客观背景。微博、微信、微视、新闻客户端“三微一端”风生水起,一个崭新的、富有创意的媒体创业平台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新媒体产业理想的薪酬、无限的创意、较低的准入门槛和灵活的机制,都有理由使其成为新的求职热点。

对此,敬一丹也感慨系之:“我原来在想,我大概能坚持到退休,电视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新媒体来的还是比我想的要快。到最后几年我就眼看着我所在的媒体发生变化,眼看着媒体格局在发生着变化。当然,媒体同行也在变化中,许多人在动荡中焦虑。”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此时抚今追昔,深感媒体界与这个多变的世界一样,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然而,根据笔者个人的经验,无论“心动”“行动”或者“雷打不动”都无可厚非,“在动荡中焦虑”则大可不必。放眼全球传媒业,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产业并非“夕阳产业”,一度被看衰的传统媒体也没有那么不堪。

拿国内情况来说,虽然“报纸消亡论”的阴影挥之不去,但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媒体融合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走在融媒体”的道路上,利用其品牌、内容优势酝酿着新的辉煌。那些由媒体人离职、跳槽而生发“新闻业穷途末路”之慨,实属过度阐释;而一些选择离职的媒体人不负责任地唱衰传媒业,也给社会舆论带来混乱。

有学界精英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媒体的离职人确实既在消费官媒巨大社会声望与公信印象,又在尽最大可能再次消费公众信任谋取巨额商业利益。”一位媒体人则认为:“跳槽就跳槽,转行就转行,没有必要唱衰你的行业,毕竟,她曾养活过你,给你风光给你名气,哪怕她不如从前,也请你尊重她也尊重曾经的你自己。”

因此,没有离职的媒体人请少安毋躁,“别让那些离职高论给忽悠了”;已经离职高就的,恳请“且行且珍惜”。毕竟前路漫漫,无论社会还是传媒界,变局都在持续。

(作者:范以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