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未来媒体使命”和“媒介融合时代研究”如何细化

现在是全球化、社交媒体化、微传播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谈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

角度一:理念与理论

王君超老师谈及自己是个崇尚极简主义之人,身外之物能减则减。他说,“我们的社会特质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所说,轻盈而流动。这也正如李小龙崇尚的水的特质一样,无形无式、柔软灵活。媒介形态、媒介产品、媒体平台,越来越不会是福特工厂式的‘重厚长大’,而是轻薄短小,可移动、能穿戴甚至随物赋形,方便随时随地分享信息,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体现。微传播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未来媒体需要颠覆式创新,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是我们媒体人必须具备的理念之一。”

角度二:媒体本身

王君超老师认为媒体正朝着“可穿戴、智能化、融媒体、人性化”方向发展,“设计是给人使用的,”王老师说,“我觉得手机都不算便携了,那么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比手机更加方便携带的设备出现。例如,比谷歌眼镜更实用的融媒体眼镜和比Apple Watch更人性化、功能更多样化的网络腕表。”

角度三:媒体技术

王君超老师展示了他前一天在石家庄高新区的一个创客空间拍摄的照片,“这个Hypercardioid(超心型指向麦克)震惊了我,图片上这位小哥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麦克可以有指向地让听众听到讲话者的声音,也就是我可以用这个麦克让站在我面前的人才能听到我的讲话,而侧面的人只能看到我的嘴型。这个创意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噪音,也许使用这样的音箱,跳广场舞的大妈以后也可以不再扰民了。我拍的另一张图片是可折叠的无人机,携带有高分辨率的摄像机。相信类似的新技术、新设备正在应用到未来媒体,而媒体的技术探索是无穷尽的。”

角度四:媒体平台

未来的媒体平台肯定要比目前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三微一端”更加便捷、人性化,具有更强大的效力和更理想的传播模式。王君超老师详细地讲述了“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莱文森提出的“新新媒体”所具有的即时性、社交化、碎片化及大规模的用户同时在线创造内容等特点,并指出UGC时代因为“人人都是记者”和不经过“编辑”,从而带来的信息失真和谣言频发等问题。“在基于强关系构建的微信平台上,多是生活类、个性化的信息,点赞多,骂的少,甚至没有;而基于弱关系构建的微博平台则以时政信息的分享和讨论见长,有时观点辩论激烈,加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模式,因此更容易形成和影响社会舆论。个人而言,在社交媒体中我更偏爱微博。”他说,离开人民日报社时交回了记者证,当时感觉不再是记者了,难免有些失落;而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的长足发展,公民记者时代到来,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总编辑”,忽然感觉自己又是一个不拿记者证的“记者”了。不过,在这样的时代,更要求我们提高媒介素养,自媒体也需要优质内容。

角度五:媒体内容

王君超老师认为,未来媒体肯定是融媒体,生产和呈现的是融合报道。不管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如何融合,传播效果如何“刷新读者的阅读感受”,都不能偏离“内容为王”这个“王道”。他引用美国爱荷华大学大卫·多明戈(David Domingo)提出的“融合报道四维度”——整合的新闻产品、多才多艺的专业人士、多平台的传送方式、积极的受众,认为媒介融合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生产融合报道。王君超老师将融合新闻定义为“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超链接以及GPS位置信息等多媒体产品形式的新闻形态,它是媒介融合的终端新闻产品。”

他列举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的融合新闻的报道案例,如新华通上发布的《三北造林记》融合报道便是利用融媒体平台集成各种文字、图片、视频等新闻资源,以“多维体验”和“互动传播”为特征对新闻通稿进行“二次呈现”,有效增强了新华社的重点报道《三北造林记》的传播效果。从这一形式创新中,也可以窥见新华社在媒体转型中对“集成新闻”的积极探索。

他还结合美国新闻史上的“新新闻主义”,谈到当下流行的“微信体”的“碎片化写作”,认为它一方面适应了当今移动终端“碎片化阅读”的媒介环境,重视现场观察和细节描写,因此增强了传播效果;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背景缺失、结构零散、新闻价值不彰等问题,因此需要将文本中的新闻价值凸显、前移,并尽量使内在结构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角度六:媒体现象

针对微博平台上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奇观文化”,王老师说:“微博新闻要慎用‘魔幻现实主义’。微博新闻也是新闻,不能为了转发率而牺牲真实性。”谈起微博的“圈层化”、“巴尔干化”和群体极化现象,王老师说,过去演讲时总会有人问,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他说十分怀疑这种问题的逻辑。“为什么要‘非左即右’呢?”极端思维的结果是撕裂社会舆论。“我曾用英国的分离式水龙头来谈国内的‘左右之争’。我们应该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超越左右。”

谈融媒时代的研究方法

在媒介融合时代,王老师认为名记者研究应该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革新现有的研究方法,重构研究范式,用创新、批判、融合的思维方式以及“综合研究法”从事名记者研究。

“参观完穆青展,了解到穆青研究中心已经组织学生七次重走穆青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实地调研、勘察的研究方法,值得继续走下去。”王老师说,“除了常用的文献分析、口述历史、深度访谈,批判性话语和内容分析法都适用于名记者研究。”“期望以后的名记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而要突出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运用复合的研究方法,革新现有的研究范式。”

王君超老师同时强调了用“症候式阅读”的方法找出问题所在,以及使用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在同时代的名记者中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加深刻。”他认为研究名记者需要创新性思维,开拓研究的空白点。正如蓝鸿文教授生前表达的的夙愿——填补研究范长江的某些空白,“这就要求我们有创新意识,更要有颠覆式的创新,不能怕学术争论,不为尊者讳”。他还提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曾有一段文字,是和人民日报老领导、后来也是他所在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先生一篇报道的争鸣,“范院长知道后向我谈起,对我进行鼓励和宽慰。其实,长者往往比我们更开明。”

他认为,围绕范长江的学术层面上的一些争论,实际上推动了范长江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提醒我们,应该有事实核查的意识,为了弄清事实,必须进行多方求证”。他还建议,名记者研究不能只是研究个体,还要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宏观的选题,比如,名记者与时代,名记者产生的社会机制等等。

谈未来媒体人应怀抱的心态

对于现在因新媒体崛起而兴起的“媒体离职潮”,王老师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新闻业已经失去吸引力。相反,正如李大钊认为一九一九年的元旦是一个“新纪元”一样,媒介融合给媒体人带来的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变局。

“未来媒体人一定要有拥抱媒体的新格局、大格局,用全球化的眼光讲故事,做技术上的多面手和“全能记者”,在话语方式上“自适应”自媒体时代的受众与终端需求,写出富有人文情怀、有温度、有深度的报道。同时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研究传播技巧,避免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

(作者:王君超)